写在前面
今天来聊聊最近很火热的主旋律大戏，《县委大院》。
聊剧本身如何之前，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看剧的时候观察到的现象——这部剧弹幕的变化。
前两集刚开播的时候，基本聚焦在县委官场纪实，大多是官员之间、办事之时的你来我往，还有民众在面对政策时的利益反应，所以这部剧顶上的弹幕，一水都是夸赞，大家一致觉得这是难得一见的“真实”。
但到第三集，弹幕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一次转向，观众开始不约而同发出了同一种意见“我们没见过这种官员”“现实里怎么会有受这么大委屈的官”，尤其是当官员骑自行车上班，还被群众扎轮胎这几个情节发生的时候，顶上的弹幕大部分都是在批评，“真实”二字在这里被推翻了。
这两种弹幕，以及这前两集和第三集的变化，某种意义上就是这部剧优点和缺点的所在，它既有着靠编剧前期的调研以及出色的功底，写就的“真实”，也有被现实中大众所见所闻给映衬出的“虚假”。
真实在于对伟光正的破除，虚假在于对假大空的维持。
一
又真又假
我们先聊作为优点的“真实”。
前面弹幕的夸赞，主要集中在两个剧情：拆迁和迁坟。
编剧在对平常类似宣传属性的影视作品里常见的官员“伟光正”形象做了一个很有效的消解。
方法很简单，换一个角度去看：这群人是官，也是民。
把他们放入群众中去拍。
我说一场迁坟的戏，迁坟政策在农村遇到了很大的阻碍。此时负责官员郝东风为了完成这项政策，只能先从自己入手，在迁坟同意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但他的家族却持有反对态度，并试图依靠家族的压力逼迫他想办法让自己家的坟地从这片规划中被划出去。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官员背后的家族利益牵扯，在中国的家族式纽带下官员的难处，所以最后奶奶战战巍巍说“迁吧”的时候，郝东风在酒桌上落下的两行泪才更会让人共情。
这一段是我觉得剧中较好的一场戏，也是观众偶尔觉得真实的来源。因为它们并不仅仅在讲述县委干部，而是将其植入邻里、家族这两种普遍的关系置入戏中，从最真实、最私人的角度把握住了工作的痛点和难点，自然更真实更具说服力。
官是写真了，那么弹幕里说的假，又是什么？
假的是官与民的关系。
上面说的那些真实，是官场真空环境的真实，而一旦与民产生了强关联的剧情，观众平常见过的事情，虚假就出现了。
比如当镇书记的窗玻璃被人砸烂，他在楼上对着楼下大喊“谁把我的自行车车胎扎破了”的时候，大量的弹幕在说：我们那的书记出入都是专车，哪有骑电动车的，更何况哪有敢这么对待书记的居民。
再比如当县委干部们在食堂里吃饭，新闻频道突然播出一段记者暗访，揭露了光明县交警违法查车等行为。弹幕不停地在吐槽：现在哪个地方的新闻敢播这些东西？现在哪还有暗访这个行为？
我们发现，当这些所谓现实的笔触遭到大量质疑的时候，本剧最大的缺点其实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现实剧的非现实化以及现实人物的极端化。
剧中主要设置了两类人物：一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县委干部，一类则是以县委工作绊脚石形象出现的群众。
当然，好官与刁民，我不否认这两类形象的现实原型确实存在，但这并不代表世界上只有这两种人。当剧情中只极端的出现这两种人时，这剧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目的性先行了，而这个目的性就是呈现和颂扬官员的艰辛。
我同样通过一场戏来拆解一下剧情安排是如何推波助澜，并且一步步达到最终的目的。
这场是拒绝搬迁的居民和官员的游击戏。拒绝搬迁的居民大致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老邱，因为政府之前安置房的事情没讲清楚从而不信任政府不想搬，但这一合理的理由马上被乔镇书记解读为“他就是觉得自己的房子没有别人的好”；一种是镇上卖油商户，他们因为想要讹钱所以拒绝搬迁；还有一种是更多的普通百姓，他们因为觉得邻居家的房子没自家的好却和自己分到了差不多的房子，心里不公平所以拒绝搬迁。
毫不夸张地说，剧中拒绝搬迁的只有这三类人，这就是剧情设置的一大问题：它先验地将不搬迁的居民全部塑造成了蛮不讲理的人。那么理所当然的，县委干部就变成了一群被民众迫害的弱势群体——他们已经把事情做到十全十美，却仍旧受到不理解官员的“刁民”的阻拦。
但在不愿搬迁的表层下，没有更多复杂的原因了吗？是否有安土重迁的思想？是不是镇民对这种亲近邻里状态的怀念以及对换一种生活状态的担忧？是不是有对政府及拆迁公司的不信任？赔偿金额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这些更现实也更合理的理由，剧中统统不提。
我记得我们老家拆迁，说是要把农民们挪到楼房里，大家普遍关心的首要问题反而是去了楼上老人家会不会不适应？原来可以在各家院子里晒玉米麦子，住了楼房去哪里晒？原来可以在自家院子里种菜、养鸡养鸭，到了楼房里怎么办？
以上这些或许这些才是百姓普遍担心的最原始也是最切身的问题，剧中并没有将这些问题呈现，反而在“刁民”的人性方面挑动起大家的情绪。
编剧非常清楚将这种形象抽象成矛盾，那么理所当然地观众会站在弱势的一边，但这很显然，是非常投机的行为。
这里送给大家一条我在弹幕里看到的觉得很对的话——
“看剧要把自己放在群众角度，你是老百姓啊！”
二
一些思考
再聊点剧之外的思考。
从前两集一水的夸赞到后面冷静的质疑，在弹幕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潜在的规律：观众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剧情的影响，但一旦涉及到自身的生活与经历，观众马上就会代入自身进行冷静的思考。
这种思考更多取决于观众的评价维度，那就是大家在看剧的过程中把这部剧当作什么属性来看待：是歌功颂德，还是现实主义？
歌颂一定是有它的效果和意义的，我们乐于见到焦裕禄、《大山的女儿》里的黄文秀这样克己奉公的好官，他们代表着我们对官场生态的信心，真正扣住了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
而剧情的重点也就在“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即便是歌颂官员，也脱离不开“人民”二字，而一旦涉及到人民，即便是歌颂的剧，你也不能完全不谈现实。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警察荣誉》。这部剧在各种程度上都可以拿来与《县委大院》对标，它们的题目都在强调一个职业，因此剧情的侧重就必然与对该职业的赞颂有紧密的联系；而他们的服务对象都是百姓，因此官员（警察/县委干部）与百姓之间的交流就成为颂扬该职业的基石。
那我们以一场类似的戏来对比一下这两部剧之间的优劣，两部剧都涉及到了一件事：拆迁。《县委大院》中通过拆迁展现了干部与百姓的矛盾，《警察荣誉》中则是通过警察不断去调解住进拆迁楼房后的两个村的矛盾，来展现了警察与百姓之间的情谊。
如前文所说，在《县委大院》中，“钉子户百姓”被塑造成县城发展路上绝对的绊脚石，而《警察荣誉》中的百姓则仅具有一些落后思想，他们争吵的矛盾集中在“对村偷了我一只鸡”“他们跑我们地盘上撒尿”之类的家长里短，事情不大，但在最后的矛盾解决中一定会露出这些百姓的可爱一面。
并且这两段剧情的落点也不同，《县委大院》的落点在对干部的同情上，百姓不理解，只顾自己的一己私利让干部为难发愁。而《警察荣誉》则落在了所长的一句话上：有人说，我对阳光小区的居民太纵容，我能不纵容吗？我在这工作了三十年了，我是眼瞅着他们从农民到进城打工，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城市居民啊，还不知道这个城市的生存法则啊，我们工作的责任之一，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城市居民。
孰优孰劣，就不用多说了吧。问题在哪，也不用多说了吧？
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现实主义还是歌颂宣传，看剧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既然你要讲生活，那就请麻烦，讲得生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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