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看客
来源
看客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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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来临前的年，全国院线电影票房总计.66亿元，网络电影分账榜TOP10中，7部影片票房超万。
这些庞大的数字使许多人认为，影视圈就像一个掘金场，演员、导演、编剧、制片......跟影视沾边的从业者随便一指就能赚个盆满钵满。
做了10年编剧的朱丁就被视为这样一位“既得利益者”。
尽管这两年行业不景气，他随随便便写的一部剧就杀入了当年网络电影分账榜前三，成为了业内口中“赚了万”的朱老师。
但是实际上的他依然只是一个穷北漂，无房无车无保险，看病都心疼60块的挂号费。
有赚万的本事却不能使自己脱离贫困，在影视圈里，或许并不矛盾。
年年关降至，这是朱丁连续在北京度过的第三个春节。
疫情成为了部分不想返乡过节的人的借口，这部分人指的是“大龄废物”——“28岁以上，没房没车没结婚。”
朱丁憨笑着对这个自己提出的名词下着定义，看起来毫无悔过之意。
我和他约在青年路大悦城顶楼那家咖啡厅。
朱丁小心翼翼地挖了一勺巧克力慕斯卷进舌头里，但没有点咖啡，“一会儿回去还要赶个稿子，要规避风险。”
这里的风险指的是“偏头痛”，编剧的职业病，但没人对他负责。
6年前，他不到30岁，出差去另一个城市采访退伍军人，拍摄宣传片。
那是个很好的受访者，老人经历颇多但又被岁月打磨得温和，分享欲极强，一顿饭的时间两人就能消灭一包烟。
终于，在采访结束那天，朱丁获得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也收获了偏头痛，平均每月发作一次，视甲方需求的恶心程度区分疼痛等级。
迈入中年之后，偏头痛发作的诱因莫名增多，咖啡也成了万恶之源。
朱丁认为这是影视行业对他的间接伤害，“不在咖啡厅、在奶茶店里聊项目，这像话吗？”
正如同此时此刻，北京大街小巷因春节将至而格外冷清，但这家咖啡厅依旧是人声鼎沸。
隔壁桌的女孩先是举起手机在落地窗前自拍了一张，然后开始和面前的人吐槽：
“他昨晚发给我的那是什么东西啊？等了他一周的分集大纲写得像屎一样，他也真好意思开口要一集8万！”
我和朱丁对对眼神，他努努嘴小声说：“这一片，除了编剧、导演就是制片人，再边缘的也是个影视自媒体博主。”
没想到，走进这个咖啡厅就是走进“影视圈”的第一步。
对着眼前装蛋糕的空盘子，朱丁突然回想起这是他来北京的第20个年头。
他在北京住过7套房子，其中有4套在常营，朝阳区最东端，再坐两站就是通州，“混得惨点的就住燕郊。”
搞影视就是搞圈子，顺着地铁六号线，我决定和朱丁去电影人圈子——常营看看。
朱丁在常营居住的小区
朱丁所在的小区离地铁比较远，房租也相对便宜，块的一居室已经是他能力范围内性价比极高的选择。
小区很大，宠物狗含量极高，一路上遇见5、6个狗主人都和朱丁打招呼。
朱丁说这些都是“狗友”，狗狗们一起玩得好，主人们也就自然成了朋友，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搞影视的。
圈子总是很小，狗友、编剧、演员，大家被各式头衔包裹，却还是一转头又相见。
朱丁给我指了指一个女孩：
“刚才过去的那个边牧主人，她男朋友是个童星，前两天发了合照，我越看她男朋友越眼熟，在豆瓣上一查才知道，他是我第一部电影的主演，当时还是个小男孩。”
虽然同在一个小区，当年的小男孩已经买了房子，而朱丁仍是一个租客，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工作朝不保夕的朱丁还没敢动过买房的念头。
放眼偌大影视圈，没有比“编剧”更基层、更自由的工作者了——失业是常态，有工作反而是一个意外。
大多数时间，朱丁都在等待身为制片人、导演的朋友介绍项目，在没有任何酬劳的情况下提供几千字剧本思路，然后开始等待项目启动，或者等待项目无疾而终。
朱丁对此的看法是：
“很多制片人并不知道自己期待什么样的作品，判断项目的眼光也并不尖锐。反过来，全都要求编剧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平，片子赔了全是编剧的锅。”
据朱丁所说，市面上90%的编剧都叫“定金编剧”——靠拿项目总额的10%定金活着。
朱丁原本有一个一起创业经营编剧工作室的师弟，2年只拿到了4份定金但没有一个成功项目之后，就去改行写剧本杀了，靠着当时剧本杀的热潮，师弟现在已经在天津买了房。
相比之下，从大学开始写了近20年剧本的朱丁依旧可以用“贫穷”来形容。
他最怕生病，由于没有社保和医保，自费挂号要50-70块，这对于收入不稳定的朱丁来讲，是一笔舍不得花的钱。
朱丁16岁那年就不上学了，“觉得跟那些人在一起学不到什么”。
“那些人”指的是那所二流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其中有些人，从出生开始，已经认识一辈子了”。
在学校里，他始终是“最不受待见”的那种小孩，他会在英语课上公然指出老师的语法错误，在老师用蹩脚普通话读课文的时候给老师提意见。
这种不圆滑与生硬伴随他直到成年。
在每次参加与制片方的合作会议前，朱丁总会接到合作伙伴的群待办提醒，“不要上来就说别人的剧本low、项目差！对方是爸爸！爸爸会给钱！”
“他们明明也知道自己很烂啊，为什么我不能说？我又没说他们不赚钱。”朱丁不服气。
朱丁创作的剧本曾被递到一个“大佬”手上，这位制片人40出头，已经有了几部分账千万的作品。
他看重朱丁写剧本的能力，想把他招入麾下，于是提议让朱丁先帮忙改编眼下一部网络小说的影视剧本，朱丁当即给出了回复：
“那小说写的也太烂了吧，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必要在它身上耗费精力。”
对于这种自杀性行为，朱丁毫无知觉，但据在场的合作伙伴转述，他们当时只想夺门而出。
事后，大佬当然没有再搭理过他们，而大家也决议朱丁在之后的合作上只负责讲内容，“不能再得罪人了”。
也算是大佬宽宏大量，没在圈子里写大字报给朱丁“使绊子”，多少让他免于一场来自影视行业的“毒打”。
不过要说毒打，朱丁人生第一次挨打也跟影视有关。
那一次，初二的朱丁日夜抱着电脑，在那款名叫《模拟人生》的游戏中，他第一次撰写了自己创建人物的人物小传：
“男，20岁，英俊潇洒，孔武有力，梦想是成为游戏设计师、导演或者一名将军。”
过分的想象致使朱家当月网费达到了惊人的块，气得朱父抄起了拖鞋。
再往后，游戏设计师的念头随着高中的文理分班而烟消云散，和平年代也不再需要一位将军，导演逐渐成为了朱丁唯一追逐的选择。
他决定不读高中，从黄土高坡上的老家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旁边蹭课，15岁的朱丁自此成为一名北漂。
自学电影的时候朱丁的态度就像一个传统的好学生。
他每天早起上课，制片、编剧、摄影、录音，感兴趣的课他都去学习，豆瓣阅片量+也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底子。
在有了一定的学习基础后，他开始向《看电影》杂志投稿，先是翻译国外影评人的文章，然后是自己的拉片心得，之后是对某一电影元素的研究和探讨，所有这一切努力让他最终进入了北京一所影视院校，那是年。
朱丁书架上的电影书。在他读书进修的时候，很多海外的优质电影类图书还未被国内引进和翻译
但据朱丁所说，他那时之所以如此奋进，只是希望能在大学里面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位。
在北京，朱丁租的第一个房间是和房东住在一起的，老房子，隔音不好，那个在老家有妻有女的中年房东经常会带一些陌生女人回到这个出租房。
“一般先讲价格，”朱丁说，那个男人总是讨价还价，然后在进入正题后就开始大声播放歌曲，“总是SHE的《热带雨林》，我现在听这歌都想吐。”
后来，朱丁把这段经历拍到了他的大学作业里。
"大学期间？大学期间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和你们的大学一样啊。”朱丁有些排斥回忆大学期间的陈年往事。
电影学院里的男生女生都抱着一股“出名要趁早”的原生焦虑。
每当有圈里混得小有出息的校友回访时，同学们都会积极踊跃地涌上台前，抛出一些试图展现思想深度地提问，以期自己能被注意到，然后被学长甚或导演挖走当助手。
“为一次不可能存在的自我展现煞费苦心”，朱丁这样形容道。
就在这种格格不入的气氛下，朱丁享受了人生中最有前途的一段日子，但毕业就意味着好日子的终结。
像大多数学电影的人一样，朱丁毕业后就被迫转行了。
他先是去了广告公司做影视策划，听起来是他该做的，但实际上“只要会造句，是条狗也可以”。
面试时说的创意、激情、梦想，在工作中一个也用不上。
他写的第一个广告剧本关于一瓶牛奶，朱丁认真设计了30秒视频内一家三口的人物背景、性格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得到的前辈回复是，“你以为你拍电影呢？”
之后的4年里，朱丁经历过多家甲方的洗礼，已然开始对这份不需要创作意愿和能力的工作得心应手。
每天流程化地开会——分析产品、做PPT、竞标，他甚至有了自己的team（团队）。
那几年他日子也过得很滋润。
那是年，朱丁26岁，北京打工者月均工资不到0元，他自己每月就能拿1万元，做成一个项目还会获得相应的提成。
有一回他很大方地奖励了自己一块百年灵手表，价值5万。
与此同时，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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